李亚朝 摄

    悠悠合肥史，辉煌逾两千年。

    合肥，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就成为一方县城，底蕴深厚，历史久远。它地处江淮分水岭，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孕育了深厚雄浑的军事文化，不仅是全国有名的“三国古战场”，更是走出了支撑晚清国防大厦的淮军。

    合肥，还是唯一一座拥抱五大淡水湖之一的省会城市。浩淼巢湖，就是一部历史。有巢氏乃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巢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巢文化

    人文始祖发源地 本土文化之根基

    “以合肥为中心的巢湖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巢文化与长江文化、淮河文化、黄河文化关切融汇，共同铸造了中国文化的悠久和辉煌。”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巢文化研究专家宁业高如此评价道。巢文化空间范畴是巢湖流域地区，时间是五千年；起源于有巢氏以木构巢，形成于史前时期，发展于巢地逐渐强盛的政体。合肥拥有人文始祖有巢氏，拥有中华民族的母亲湖巢湖，拥有脉连远古、传承至今的历史长卷，拥有四季分明而水丰土腴的地理环境，拥有一代一代人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具有影响力的地方文化。

    在无为县与巢湖市的交界处有巢山，这里有巢父生态园，瞻拜有巢氏、巢父雕像，是林木茂密、水石奇美的风景胜地。相传有巢氏后裔、有巢氏族部落酋长巢父，拒谢唐尧禅位后，看中这里，并就山洞隐居，那个山洞便被称为巢父洞。后世道士追踪其迹也居此洞。久之，周围居民称为道士洞，山被叫作道士山。

    公元747年，唐明皇为表彰巢父高尚情操和名节，特诏改称巢山。为了纪念巢父功德，巢湖一民营企业家在巢山筑建巢父生态园，并恢复洞口，筑建巢父山庄，竖立始祖有巢氏、仁祖巢父大型石雕像，已成人们祭拜有巢氏的文化园地。

    遗址多

    环巢湖是人类重要发源地之一

    巢湖，著名的鱼米之乡。在古代，既有丰富的渔业水产资源，又有独特的农业生产条件，是古人理想的安居乐业之地，因此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1985年发现的凌家滩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遗址位于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经测定距今约5300年至56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自1987年以来，由安徽省文物考古所主持的4次考古发掘发现，聚落遗址内，包括居址、墓地、祭坛、作坊以及近3000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遗迹。同时，发掘出土大批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反映出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所罕见的精美程度和工艺水平。由此推断，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因巢湖地势低洼，周边多为圩地和湿地，古人为了避免水患，常常筑台高居或者择高地居住。所以，巢湖周边留有许多土墩，如槐林神墩、肥东大陈墩、肥东吴大墩、肥西古埂岗等，便是早期人类的古村落。在巢湖市银屏镇的银山村，考古人员发现了20万～30万年前的银山智人，这里就是一座海拔不高的小山坡，周围全是低洼的农田，与槐林神墩、大陈墩如出一辙。

    上述遗址表明，环巢湖一带是人类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古城镇

    延绵千万年生生不息

    以“巢”为核点，以历史年代为垂直连线，始祖有巢氏是源头，下延有巢氏族部落-有巢氏族方国-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诸侯巢国-战国时期巢邑-秦、汉、晋诸代的居巢县-唐代巢州-唐、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巢县、县级巢湖市、居巢区，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巢湖专署、巢湖地区、地级巢湖市等等，以及其间曾相续衍易，或侨置暂设的临湖、山桑、蕲、扶阳、城父、襄安、镇巢、聚粮等军政称谓。

    巢文化起源早，发展好，底蕴重。环巢湖群星璀璨的古城镇文化，既见证了巢文化源头的悠久，又体现了巢文化发展的繁荣。如今，巢城、合肥城、庐城（庐江城关）、夏阁、柘皋、散兵、中庙、三河、八斗、店埠、长临河、吴山、白石、盛桥等古城镇，个个历史悠久，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例如柘皋古镇在汉代就已经是县城。一个地域，集中出现如此多的古城镇，实为罕见，充分证明此地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史。

    陷巢州

    巢湖水下城的千古之谜

    关于巢湖的形成，多部史料都有“秦汉时期由居巢或曰巢州下陷而成”的记载。在康熙年间，由官方续写的巢湖县志当中，又有这样的记载：赤乌二年，巢城陷为湖……“赤乌”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年号，赤乌二年，即公元239年。字面理解，城市发生了陷落与巢湖的形成存在着关联。而千百年来，合肥、巢湖一带就一直流传着一个“陷巢州、长庐州”的传说，更为她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2001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寻找隋代窑址的时候，顺藤摸瓜，在烔炀镇唐咀村北侧调查时发现了此处水下遗址。这一古遗址的发现，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史料记载有关“陷巢州”传说的可能性。2003年初，经过数次现场勘察和论证，专家确认唐咀水下遗址是一处汉代遗址，而它可能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沉没。

    而2005年4月，一份关于巢湖唐咀水下遗址的考古研究成果通过了国家专家组认证。这项研究成果认定唐咀水下遗址与历史记载的“陷巢州”年代完全吻合，并初步划定古居巢国都城的大体位置及功能、规模与等级。几经辗转，巢湖“水下古城”逐渐“浮出水面”。水下古城，堪称巢文化为人类发源地之一的活化石，水下沉睡了千年，究竟湮没多少往事，神秘面纱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密码，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揭开。

    巢文化

    闪耀至今的独特魅力

    巢湖，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孕育了一代代人，构筑了独特的地方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雨露恩泽从古至今以至未来。“巢文化”内涵丰富、涉面弘广。有庐剧、门歌、农家秧歌、渔歌号子等地方音乐戏曲文化；有长江、巢湖、淝水、濡须水、冶父山、四顶山、浮槎山等山水文化；有半汤、汤池等温泉养生文化；有俞家父子、廖家兄弟等为首领的明代巢湖水师文化系列，有冯玉祥、李克农、卫立煌、孙立人等为代表的现当代军事文化；还有道士洞、王乔洞、紫微洞、圣姥庙（中庙）、鼓山寺、明教寺、开福寺等宗教文化。

    巢文化，历久弥新，恩被后世。因为有如此宝贵丰富的文化，巢湖名列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市自然和人文景观130多处，江、湖、山、泉并存，以水见长，湖光、温泉、山色是“巢湖风景三绝”，构成了独特的旅游文化。巢湖温泉，乃中国有名的四大古泉，至今依然散发着热量，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沐浴胜地，正在向国际温泉旅游度假胜地阔步迈进。

    巢湖盛产鱼虾，“巢湖三珍”（银鱼、白米虾、螃蟹）享有盛誉，巢湖美食文化同样独树一帜。荷叶包鸡、凤炖牡丹、马鞍鳝、锅贴虾饼、混沌鱼、红烧划水、香煎白鱼、八宝鳜鱼、明珠甲鱼、李鸿章大杂烩等巢湖特色菜远近闻名，环巢湖地域更是拥有肥西“老母鸡”、长丰“吴山贡鹅”、肥东“小磨芝麻油”等富有地域文化和传统工艺的土特产品。如此种种，皆属以合肥为中心的巢湖流域文史遗产。

    巢文化，历久弥新，薪火相传。

    包公

    一身正气留天地 两袖清风鉴古今

    “一身正气留天地，两袖清风鉴古今。”在包公墓园大门上，这副门联让人顿生敬畏之情。2010年，全国工商联十届四次执委会在合肥举行时，一位企业家深情地说：“合肥是一座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每次来合肥都要早起到包公园走一圈，实地感受包公文化，包公的精神永不过时。”

    包公园，位于芜湖路北侧，环城南路东南侧，包括包公墓园、包公祠堂、包公书院等一系列历史古迹。“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包公一生，万世吏表。曾经参与过包公墓发掘，一生致力于包公文化研究的程如峰总结道：“廉洁、正直，是包公文化的精髓，也是千百年来包公文化备受推崇的原因。”

    老家合肥 包公文化的起点与归宿

    合肥，乃是包公文化的起点与归宿。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世人尊称“包公”，出生于现在的肥东县包公镇小包村。宋嘉祐六年（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1062年）病逝，享年64岁。仁宗皇帝追封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

    包拯的事迹被后人改编为小说、戏剧，令其清官包公形象及包青天的故事家喻户晓，历久不衰。历代文人还写了不少颂扬包拯的诗词，用诗歌来歌颂他的刚正不阿和清正廉明，表达对他的景仰之情。在包公文化中，合肥毫无疑问是包公文化的“祖庭”。合肥的包公祠全名“包孝肃公祠”，是包河公园的主体古建筑群，明弘治元年（1488年）庐州知府宋鉴在此修建包书院，故名为包公祠，是现存历史最久的包公祠。

    与包孝肃公祠紧连的是包河南畔林区的包孝肃公墓园。园内面积1200平方米，墓园内迁安了包拯及其夫人、子孙的遗骨。整个墓园庄重肃穆，寓包拯禀性峭直、刚毅之意。在包公祠东有一口水井，是著名的“廉泉”。传说，普通老百姓喝了会解渴；清官喝下去，清洌可口甘醇香甜；但如果是贪官喝下去，必定苦涩难咽，像有芒刺封喉。

    在包公出生地包公镇，包公故宅虽毁，但东西并列仅相距百米的包家井、塘至今依然存在。井名“花园井”，井筒上部5米为近年重修，下部8米仍为宋井风格；塘名“清净塘”，又名荷花塘、清明塘，水甚清澈。包村南有一土丘，据说包拯出生时的胎衣掩埋在此，故名衣胞地。

    在包公故里大包村还有一座古老而质朴的包氏宗祠，它的奇特之处在于一反祠堂大门南开的习俗，“包家祠堂门朝北”。在南宋时，包家为了表示忠于朝廷，怀念开封，不忘收复失地，所以把祠堂的门对着开封的方向，后来作为家风保存至今。包家宗祠有四进，规模不算宏大，正厅陈列着《包氏宗谱》、《包孝肃议》及包拯塑像，塑像两侧有王朝、马汉守护，正厅左壁题有《包氏家训》，包氏宗祠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包公精神 “孝”闻乡里“肃”立政坛

    在芜湖路上，东端跨过南淝河的大桥被命名为“包孝肃公桥”；在芜湖路包公园门口，立着一个牌坊，上面有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包孝肃公祠”。“孝肃”二字，高度概括了包公的精神。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公中进士，受知建昌县。但因父母年事已高，包公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其间长达十年之久。包拯做官前，先以“孝”闻于乡里。

    包拯做官后，又以“肃”独树一帜。宋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端州盛产名砚，包公任满一年不持一砚归，清廉如水，深受爱戴。回京后，包拯任监察御史。自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包公因此得雅名“包龙图”。包公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为京官期间，也先后出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嘉祐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

    如今，位于合肥市区的包公园，是广大包氏后裔的寻根地，也是海内外人士到合肥的必游之地。每逢节假日，到包公园参观旅游的客人络绎不绝。·梁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