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赛龙舟

    合肥正在全力打造“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城市的快速拓展是经济高速增长和科教文卫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客观需要。然而，一座城市要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强力支撑。从文明初曙和历史传承看，今日大合肥的前身——古庐州与古巢州——原为一体。可见，合肥的文化纵深正向着环巢湖流域拓展，并逐步形成了包容与开放、务实而趋新的城市品格特征。

    专家学者认为，综合历史、考古、地缘、民俗、人文等多方面因素考虑，“环巢湖文化圈”的历史文化地位在安徽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对环巢湖文化圈的研究，发掘“大合肥”文化，将为“大湖名城”的文化底蕴增添浓墨重彩。

    “环巢湖文化圈”源远流长

    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历史学博士翁飞告诉记者，从上古文明考古发掘及至夏商周历史传承来看，古庐州区域与古巢州区域原为一体，周武王灭商封国，析巢伯国一部为庐子国，自此庐、巢分离，但在文献记载中两国重合之处甚多。在这片区域内，有一个标志性的原始文化遗址——凌家滩，代表着环巢湖流域的文明起源；有一个共同的方言所形成的剧种——庐剧，受众为遍及环巢湖流域的一千多万居民；就民俗而言，整个环巢湖流域的节令习俗基本一致；就人才群体而言，最为显著的是清末淮军将领群体，其骨干分子跨越县域分布在整个庐、巢（及六安）地区。

    从历史沿革和行政管理角度来看，汉代，以巢湖为界，西北属九江郡（地域北到淮河，西到大别山。有时改名淮南郡，地域不变）；东南属庐江郡（地域到长江）。巢湖成为两郡的中心。到南北朝后期的合州，开始成为环巢湖的整体州郡。合州地域基本上是汉代巢湖西北岸的九江郡合肥县、东南部的庐江郡居巢、舒县（包括今舒城、庐江）等地域，即环巢湖的县合并而成，包括今合肥、肥东、肥西、巢湖、庐江、无为、六安等地。到隋朝初年，在原合州的基础上建立庐州。庐州之名就是从汉庐江郡之名首字借用的。这也是庐江郡首次北括包含合肥，并反客为主，代替了“合州”这个昙花一现仅用了几十年的地名。“庐州”之名在唐代初期又几次改为庐江郡（或简称“庐郡”），在二者中改来改去，到中唐始定为“庐州”。自此直到清末，“庐州”之名没有再变动。在长达一千四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环巢湖地域都在一个统一的州府管辖内，这在全国大湖流域中是绝无仅有的。从行政管理方面看，由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来管辖整个水系的地域，这在古代交通、农业及居民生活以水为主要命脉的情况下，无论是航道的治理、水利设施的兴建及水利纠纷的处理，乃至生产、贸易等各方面的管理，都是非常有利的。到民国以后，环巢湖地域分辖二三个平行的专区（地市），水运、水利、渔业等纠纷数量和处理难度都大大增加。

    从方言民俗看，环巢湖地区形成一个独特的方言区（即江淮方言区的核心区），方言特点是南北交融、保留大量上古入声字。如庐江的“庐”与“鱼”“余”“驴”同音，都读入声；“吃”、“喝”、“一”、“七”、“八”、“十”、“百”等，环巢湖地区乡间方言至今仍读古入声。在清末民初，以合肥土话为代表的环巢湖方言曾随着李鸿章淮军和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皖系集团的影响，成为流行全国方言，留下了“会讲合肥话，就把洋刀挎”的掌故。

    环巢湖地区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也基本相同，以大米饭为主食，不喜面食。住房、家具、衣冠、农具、交通运输工具、节令习俗等也都基本相同。还有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古代中国妇女的裹小脚陋习，在环巢湖地区就比较少见。究其原因，这里多水田，尤其是环湖圩田，水深泥深，妇女要下水田赤脚干活，不宜裹小脚。这里还流传一个民间传说“大脚李老妈当街训子”，说的是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后，把老妈接到天津衙署，老妈提出要到街上逛逛，李鸿章把老母扶进轿子后，就骑马在旁随行，老妈麻脸大脚，她要伸头，李鸿章忙着拉上面的轿帘子，她要伸脚，李鸿章忙着拽下面的轿帘子。三拽两拽，老妈明白了，气呼呼地冲下轿子，站在当街训开了：“老话说，儿不嫌母丑。没有你老妈这双大脚，下田栽秧割稻，养活你们，供你们读书，你们能有今天的出息么？不信，我去家住，我们那里奶妮们脚都一样，看谁还讲我脚大。”一番教训下来，李鸿章低头唯唯，内心惭愧，从此更加敬重、孝顺母亲。

    此外，环巢湖地区还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倒七戏”（解放后称为“庐剧”）和“门歌”（春节时挨门挨户唱，故曰“门歌”）、“秧歌”（水稻开始插秧时“开秧门”唱的歌）、“大鼓书”（解放后称为“安徽大鼓书”）等独具地方特色的文艺形式，至今深受人民喜爱，在乡间长演不衰。

    漫长历史留下珍贵文化遗产

    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城，其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稍后的另一位大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也重复了这一记载，并加重语气说：“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可见，合肥最初的形象是作为一个水运中转的商业贸易中心出现的。从经济角度来看，环巢湖地区的共同特点非常明显。

    首先说农业生产，农作物以水稻、油菜为主，麦豆类次之。尤其在圩田区，几乎全种水稻。稻米和水产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巢湖流域很早就成了著名的鱼米之乡。一船船稻米络绎不绝地沿运漕河进入长江，运销芜湖、南京、上海各大码头，是明清时期巢湖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它对于芜湖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商业贸易，巢湖沿岸的三河、合肥、居巢、庐江县城等城镇历来是大别山东麓最集中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肥南古镇三河，除了稻米运销量占巢湖各港之首外，大别山盛产的竹木柴炭、山果野味等大宗“山货”，顺着杭埠河、丰乐河水路一船船运到汇合处的三河镇集散，再装满从“下江”的芜湖、南京、上海运来此地批发的日用百货等“洋货”，逆流而上运销大别山区各集镇。杭埠河、丰乐河边的纤夫和船工号子数百年间终日不绝于耳。使三河镇成为从古至今大别山东麓最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清《嘉庆合肥县志》记载：“三河为庐郡南一大都会，米谷廪聚，万艘可藏。”三河镇一块古碑也记载了“万商云集”的盛况。民国时期调查，三河进出口贸易量在巢湖各港中是最大的。

    这座城市又充满着侠骨柔情和诗情画意。三国时的曹操战前为了鼓舞士气，居然携伎带酒来到金斗河上，一时间筝笛齐鸣、歌舞助兴，不料乐极生悲，忽被一阵狂风吹覆座船，曹操为部下救起，但那几名美丽的歌伎则都葬身水底，从此“渔人常夜闻筝笛声及香气氤氲”，该地因名笛筝浦。北宋名臣包拯，虽然稍逊文采，但他铁骨铮铮、一身正气，是民间千载传颂的“包青天”，至今犹存的《包氏家训》，清廉家风，可谓一字千钧。家乡父老口碑流传：“铁面无丝（私）包河藕”，“箭杆黄鳝马蹄鳖”。前者借以比喻包公一生正直无私，后者称道他在乡为官，为了减少朝廷对家乡特产贡品（黄鳝、鳖）的摊派，故意用不足分量者搪塞，其关注民生疾苦的形象跃然而出。包公祠、包公墓、香花墩包拯少年读书处、廉泉、清风阁……包河之畔，处处流露出合肥百姓对这位乡先贤的思慕。到了南宋，又有一位文情并茂的大诗人姜夔（号白石）流寓合肥，与两位擅操琴筝的柳氏姐妹产生爱慕之情，并为合肥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我家住在赤阑桥，邻里相过不寂寥”；姜白石所爱恋的，何止是柳氏姐妹，他所要感恩和歌咏的，正是合肥人的热情、好客和包容，使这位在战乱频仍中浪迹天涯的游子有了依附感和归宿感。再后来，到了刀兵鼎革的明清易代之际，号称江左三大家的著名诗人、合肥文士龚鼎孳以千金娶回秦淮名妓顾媚，琴瑟唱和。作为明末遗臣，龚鼎孳一生“降闯”，“投清”，在气节上很有争议，但他与顾媚之间却十分恩爱。龚鼎孳自号稻香老农，今天的稻香楼就是他当初为顾媚所修筑的爱巢，他还为顾媚在清廷争得“一品诰命夫人”的封典。自古红颜多薄命，在“秦淮八艳”中，“横波夫人”顾媚是唯一获得善终的。这，恐怕也可归因于合肥人的包容和开放吧。

    历史演进赋予城市鲜明品格特征

    翁飞认为，包容与开放，是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所赋予合肥的两项重要而鲜明的城市品格特征。它的成因在于，合肥居民本身就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组成的。查考明清以来合肥兴起的一些名门望族的家谱，如龚鼎孳、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周盛传、唐定奎、段祺瑞等家族，几乎无一例外都注明他们的祖先是由明代来自江西鄱阳湖畔瓦家坝，再远一点的，还有隋唐以降从山西洪洞老槐树迁徙过来的，如王氏、蒯氏等。历史上这一片土地属于所谓“四战之地”，战争对于人口流失造成极大的影响，因而历朝历代都不断有各个地域的外来移民进入，地缘上的南北交汇和东西会通，使得各类外来人口逐渐学会在这里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远源通婚的优势，也使得人口的质量显著提高，地灵人杰不再是一句空话，纵观近代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洋务集团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皖系集团人才群体的涌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合肥的这种城市品格为它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合肥城只有五万人口，它经历了五十年代从华东、华北和东北大规模引进工业企业和建设人才，七八十年代三线厂（包括部队和高科技院校、研究机构）内迁和知青回城，以及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规模招商引资和引进高科技创业人才等三次大的移民浪潮，加上城市区划的调整，形成现在的规模。以人均受教育水平和科技含量而言，合肥在省会城市中名列前茅，这也是合肥被列入全国首个科技创新试点城市的理由。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合肥越来越迅速地摆脱地域观念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合肥人，尽管有自己的方言土语（“老母鸡”话可以说土得掉渣）和生活习俗，但他们重乡情而不排外，热情好客，善于联络感情广交朋友；他们聪慧、肯干、能吃苦，也会算计、有些小九九，但他们对于外来的先进、高端事物，是抱着欣赏、务实的态度去学习和接受，并努力为己所用的。换句话说，合肥人很会赶时髦、跟潮流，善于得风气之先。近代以来，李鸿章、刘铭传、张树声、周盛传、段祺瑞直至杨振宁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就是其中的代表者；而“80后”的合肥人，已经基本抹去了土著和外来者的差别，正在凭借手中掌握的高科技手段，创造产学研一体化的辉煌成就。因此，务实和趋新，构成了合肥城市品格的另外两项重要特征。综而言之，人口素质高，各群体和谐共存，是合肥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不可或缺的优越条件。同样，包容与开放、务实与趋新，这些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的城市品格特征，是我们今天得以传承和发扬的珍贵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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