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许有为先生为合肥环城公园写的碑记中有一句很精彩的结语：“昔日环城，郭也；今日环城，公园也。”此语既说明过去环城周边有一道城郭，又指出新建成的此公园所处的位置。正因为公园傍的是从前的城郭，所以叫环城公园。环合肥城墙的消逝，缘起于1951年8月16日合肥市政协的一项决定：拆除旧城墙，改建环城马路。55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合肥自解放之初以来城市建设的发展轨迹，当我们从更大的范围回顾和分析合肥城墙的是非功过时，一定会有许多的感慨……
拆墙修路缘于城市建设?
1949年9月25日，当北平正在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际，合肥市政协也宣告诞生（那时叫市协商委员会）。1951年8月16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合肥市协商委员会专门开会，经过讨论，作为一项重大决定：为适应合肥城市建设发展需要，拆除已经残缺的老城墙，改建环城马路。
这一“推陈出新”的决定或者说决策，从当时的形势看应该是正确的。当时百废待兴，而建设中最抢眼的直观感觉，大约就体现在盖大楼修马路上。但是，狭窄的城门洞，无法容得下宽阔的马路；圈住的城墙，成为城市向外扩张的羁绊。拆墙修路，好象顺理成章，在几乎没有反对声中，拆除旧城墙轰轰烈烈的展开了。难以计数的历代砖石被橇开卸下，有的地段石缝间当初的粘合剂是用糯米鸡蛋清熬制的，颇为坚固，由于工程量浩大，进度并不快。笔者查到，1952年2月5日，合肥市政府专门组织了一次全市性的拆除旧城墙的义务劳动，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商店店员、中小学生和部队官兵齐上阵，人山人海，真是“干者如潮”。
山西平遥老城区不过两个多平方公里，人家才城墙基本保存下来了，现在成了“国宝”；而合肥的老城区有五平方公里，城墙周长远甚于平遥，若加以修 并保存至今，其价值可以想象！因此，当今天回顾合肥当年拆掉旧城墙的“举动”，多数人可能都会有“惋惜”之意。不过幸好，当时也不全是一拆了事，而是就地“改建环城马路”。
千年城址的变迁
万里长城也好，还是一个城市的城墙也好，它的主要功能都是防御。城墙傍城，自古有之。稍大一点的城，城墙往往有内外两重，内为域，外为郭。重要城门也多有内外两重，中为矩形或圆形的瓮城，敌人攻入、或引诱敌人进入第一道城门，则在两城门间围而歼之，故衍生成语“瓮中捉鳖”也。城墙、城门、城门楼、城堞、垛口、瓮城、水关、护城河和吊桥中，最重要的是城墙，而广义上的城墙，则全部包括在内。当年朱元璋攻克徽州尚未建立大明王朝，一个名叫朱升的谋士便告诉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可见城墙对于护城和巩固政权的重要。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时，合肥就有了城池，随之有了“合肥县”这一行政区域。合肥的城池，汉和三国以前在如今城区的西北方，因此涵盖逍遥津，教弩台，三孝口，四牌楼这些地名的整个老城区那时都在城外。唐时的合肥新城就是现在的老城，但偏南，面积大约只有如今老城区的三分之一。到宋朝城池扩展基本定型，格局维持到解放初将近1000年里，没有大的变动。在民国建元前的1200多年间，合肥也一直是庐州府的府治所在地。
1949年解放时，合肥的城墙基本完好，平均高度约8米，内外墙砖石结构，底座厚约1.3米，中间填±垫高，便于燎望和战守。清人徐子苓在《庐州战守记》中谓：“庐州城周二十六里，为堞四千五百七十有奇，总七门。”这可能含有部分地段和城门附近的双道城墙的长度，实际上合肥老城的城墙周长约17华里，它的位置大致和今环城公园路的走向相当。其中，护城墙的东边开有威武门即今大东门在淮河路桥西，时雍门即今小东门在长江中路东口；那边开有南薰门即今南门在省建设厅以东，德胜门今仍其名在省教育厅与安徽日报社之间；西边开有西平门即今大西门在团省委以北，水西门今仍其名在省财政厅以西；北边开有拱辰门即今北门在省政协以北。
消逝的城墙能否“兴也勃”
根据嘉庆八年(1803年)《合肥县志》和光绪十八年(1892年)《续修庐州府志》，历史上的合肥，西周建“庐”。秦时是九江郡的一个县．后来分别叫过豫州、合州，隋文帝改称庐州，同时有合肥县。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庐州府治合肥县城墙全面扩建形成以后，历代几经毁修，但范围和走向基本没变。如今8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还记得小时候乡土教材里描述合肥城墙的诗句：“城头月冷将军庙，郭外风寒孝肃祠。”
合肥城墙的消失，不过两年时间。到1953年，环城马路基本定型，大量隋、唐、宋、元、明、清各时期的砖石除部分移作建房材料外，多数就地推倒。默默无闻的“铺路石”垫高了路基，既节省了清运费。又增加了道路的强度，还便于城市防洪．一举数得。改建的环城马路．从最初的路面宽3.5-5.5米，到1959年的8米(其中淮河路东到长江路东255米路段宽26.5米分快慢车道)，历时8年，道路总长度8745米。
在此后将近20年中，消失的古城墙带基本上只有窄窄的路和稀疏的树。上个世纪70年代末，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倡修环城公园，经过合肥市干部群众和广大园林工作者将近10年的努力，一座抱旧城于怀。熔生态、观览、休憩、交通诸功能于一炉的全新意义上的敞开式公园呈现于大家面前。建成后的环城公园，分六个景区，兼有春夏秋冬特色，道路适当拓宽(前几年又加装路牙增铺人行道)成为城市次干道。沿途扶苍滴翠，嘉木葱茏，百花吐艳，燕语莺歌，环城绕水更是其一大特色。故建设部在考评当时全国现有的西安、济南、合肥三座环城公园时，把大奖独独授给了合肥。“环城翡翠”1995年人选“合肥十景”，最近的“合肥新十景”评选再次人围，“金榜题名”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认知实践也在变化和发展中。合肥的城墙已经拆了，但不拆是不是更好?当城市建设遭遇“墙”的阻隔，能不能找到“鱼和熊掌兼得”的更好的办法?因为城墙记载了历史见证了沧桑，留住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留住了城市的符号延续了城市的文脉。50多年前城墙“消也忽”，我们现在能否来点“兴也勃”?比如可以在包河的北岸或杏花公园的西边恢复一段古城墙，无论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旅游的角度看．应该也是可行的。
城高池深见证“铁打庐州"
历史上曾有“天生
重庆，铁打庐州”之语。把庐州和重庆并列，一是说两地的战略地位皆重要，一是说两地皆城高池深，易守难攻。例如东吴孙权重兵围城，屡攻无果；南宋时金兵长驱直入，打合肥或不克而退．或反被赶走；北伐时国民革命军马祥斌师驻守合肥，奉系军阀张宗昌攻城40余天，甚至动用雇佣军白俄哥萨克骑兵参战，终以败北而告终。马祥斌后来被奉系军阀暗害于山东，合肥民众把他的牌位和同期守城的冯玉祥部北伐先遣司令王金韬的牌位供奉在新修的四牌楼上，纪念这两位使合肥免遭屠城的将军。
但奇怪的是，向来被视为“乌合之众”的农民起义军却能屡屡拿下“固若金汤”的合肥，例如黄巢在唐乾符年间就率军攻入。明末张献忠走的是“智取铁庐州”之路，他获悉朝廷的提学御史徐之垣将来庐州府取士，便预先派人埋伏在路上杀了他，然后装扮成徐之垣一行持着缴获的公文大摇大摆进了合肥。而另一批人则扮成挑夫、客商和应试的儒生，三三两两混入城中。入夜，知府衙门内为御史大人接风的杯光斛影中，一声号令，鼓号齐鸣，杀声四起，火光冲天，先期进城的化装的起义军乘守城官军晕头转向之机打开城门。张献忠一马当先从水西门杀进合肥城，庐州通判赵兴基当场毙命，经历郑元绶和参政程楷负隅顽抗，在南薰门被斩，兵备道蔡如蘅越城逃窜，第二天被活捉，其余守城官军尽数被歼。再如太平军兴，1853年12月兵临庐州城下，到任仅两天的安徽巡抚江忠源紧急布防。他下令将包括包公祠在内的城外可作掩体的房屋尽皆焚毁，又集中兵力沿城墙分段把守。太平军或推战车或架云梯日夜进攻近一月无果，于是改挖地道。翌年1月14日凌晨，水西门城墙被预埋的地雷炸开数丈长的大口子，太平军蜂拥而入，惊魂未定的清军无心恋战，四散逃命。江忠源眼见无力回天，自刎未遂，被太平军乱矛戳死。这就是太平军在安徽战史上有名的“庐州大捷”。合肥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城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以抵挡冷兵器为主的古老的城墙，终未能挡住日本侵略军的进攻，1938年5月14日．日本人先以炮火轰城。旋从南门和德胜门冲进城内。老百姓纷纷向北边的拱辰门方向逃命。扶老携幼的平民哪里跟得上枪炮的速度。一时间拱辰桥上死尸枕籍，桥下河水断流。
